我和中国的关系开始于1937年，几乎可以说是偶然的。当时，我刚结束了南威尔士第二工业调查所所长助理的工作，正在找另外的工作。事有凑巧，这时燕京大学的社会系主任吴文藻教授，正想做一个按照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的实验。导师制的经费主要来自美国 ...